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精)

作者:(美)埃亚勒·普雷斯
责编:谭宇墨凡
译者:李立丰

ISBN：9787559860286

单价：96.0

出版年月：2023-11-01 00:00:00.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社会科学

分类号： C913.2

语种：CHI

页数：383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读者对象：本书适用于职业社会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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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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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部分高墙之后
1 双重忠诚
不要做目击者
公众不再关注
人体材料
2 另类囚犯
看守
应对机制
无名小卒
3 文明的惩罚
默认委托
无路可走
第二部分屏幕背后
4 操纵杆战士
后果
道德危机
5 另外的百分之一
迫于经济压力
暧昧之人
第三部分屠宰车间
6 影子人
肉体折磨
种植园资本主义
透明化行动
不合时宜
7 基础工人
履行订单
商业枷锁
羞辱性监管
良性消费者
第四部分现代世界的新陈代谢
8 不洁能源
满是污垢的女像柱
浑水
矛尖
涟漪效应
9 厚黑科技
“呼吁”与“退出”
身份受损
不看恶，不说恶
结语
注释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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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当代美国残酷叙事，不平等研究新维度，剖析工作的隐形道德成本。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贫穷意味着道德失格，无权无势力者出卖良心，有权有势者坐享其成。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新闻记者的良心之作，社会学者的温情书写，为不可见之人立传。作者以非虚构笔法与社会学视角，基于数年追踪采访，用详实数据和社会理论重新阐释了不平等的当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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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为什么有些职业既不道德又不体面，还有人抢着做？当工作不再享有尊严，我们是否有退出的选择？在这本讲述职业与不平等的非虚构著作中，作者援引了“脏活”的概念，即社会中不可或缺但被视为肮脏、下作的工作。这些人无权无势、朝不保夕，还会遭受羞辱与良心谴责。而公众宁愿被蒙在鼓里。本书描述了“看不见的工作”背后，资本如何与权力、技术共谋，塑造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工作中隐藏道德成本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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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立丰，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2009～2010年，获美国政府USAID资助，赴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就读，并获法学硕士学位。2013～2014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迄今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参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重大理论课题。迄今发表《美国刑法犯意研究》、《民意与司法：多元维度下的美国死刑》两部专著，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译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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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美国人登门拜访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建筑师。那是 1948年，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法兰克福也满目疮痍。饱受战火蹂躏的林荫大道两旁，尽是些破败不堪的别墅。在盟军对纳粹发起的空袭中，这里曾反复遭受轰炸，整个街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个星期前，休斯曾和同伴开车在市中心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穿行，试图寻找店面和住宅侥幸得以保全的街区。折腾了半天，他们最终放弃了。休斯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房子不是被掀了房顶，就是整体垮塌。满眼都是残垣断壁。” 休斯来法兰克福显然并不是为了考察废墟的。身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个学期的海外教学。休斯出生于1897年，是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的高徒。帕克记者出身，曾担任布克·T.华盛顿的助手，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掌门人之一，该学派强调直接观察在帕克所谓“人类生态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休斯是个敏锐的观察者，钟情于文学，善于从看似孤立的微小事件细节中总结出广泛的模式。田野调查途中，休斯笔耕不辍，在日记或随笔中记录下可能会在学术研究中有用武之地的灵感火花。在法兰克福访学期间撰写的日记中，休斯描述了自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交往，这些人“就总体的思想、态度和修养而言，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无异”。造访建筑师的经历便很有代表性。大家坐在偌大一个满是图纸的工作室，一边啜饮香茗，一边畅谈科学、艺术和戏剧。“如果各国有识之士都能这样面对面交流该有多好。”在座的一名德国教师如是说。那天晚上，这名教师抱怨自己在法兰克福（当时仍处于美军占领下）遇到的一些美国士兵很无礼，休斯顺势抛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话题。他询问这位女士是否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为我的人民感到羞愧， ”建筑师插话道，“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只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些。您得清楚我们承受的压力：我们必须加入纳粹党；我们只能噤声不语，奉命行事。压力之大可不是闹着玩的。 ” “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建筑师继续说道，“ 但是您看，我们失去了殖民地，国家也声誉扫地。这帮纳粹分子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感。犹太人，的确是个问题……这些最底层的家伙，满身虱子，又脏又穷，套着邋遢的长袍在贫民区里乱窜。‘ 一战’后，他们蜂拥而至，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迅速敛财。他们霸占了所有美差。好家伙，医学、法律和政府职位的十分之一都给犹太人抢走了。” 说到这里，建筑师一时有些恍惚。“说到哪了？”他问道。休斯提醒，他一直在抱怨犹太人在战前是如何“把持一切”的。 “哦对，就是这样，” 建筑师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法解决犹太问题。但问题出现了，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 …… 在消极民主大行其道的国家，令人不安的做法在不遭遇太多阻力的情况下恣意发展。这令人遗憾，因为通过追踪美国生活中脏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正如下文所述，我们都与这些脏活有所牵连，却几乎未曾察觉。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认为，西方社会赋予白人的优势体现在无形的“种族契约”中。根据这个默示存在的契约，非白人是统治种族秩序的“下等人”，尽管许多受益者对此并未在意也不承认。这一默示契约同样适用于脏活，它的条款确保那些容忍脏活存在并从中受益的白人不必深究。与种族契约一样，这种协议在任何正式文件中都不见踪影，使得人们很容易忽视。当人们注意到或提起这种协议时，他们同样容易将其归咎于他人，或归因于无法改变的巨大外部力量。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美国的脏活分配，尽管看起来一成不变，却并不是预先注定，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具体决定（从理论上讲，这些决定是可以改变的）的产物，包括制定的政策、实施的法律以及达成的决议，从如何发动战争到将最弱势的同胞关在何处。对脏活的思考揭示了美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美国人的价值观、基于无意识授权建构的社会秩序，以及美国人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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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后不久，便出现了有关医院的种种不良传闻，不仅涉及数万名因呼吸困难被送入急诊室的患者，还涉及陷入困境的护理人员。一些报道关注的是长期困扰医学界的问题：倦怠、压力、焦虑。另一些则指出了更多全新的挑战，例如护士和医生面临的道德困境：被迫决定如何将稀缺的医疗资源分配给危重患者。重症监护室中的最后一台呼吸机应该留给死亡风险更高的老人，还是给两个小孩的母亲？哪些患者才能住进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2020年6月，《科学美国人》杂志登载的一篇文章警告说，在疲惫不堪、被迫妥协的情况下，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可能会造成长期心理创伤，还可能导致道德伤害。文章引用一位生物伦理学家的话称，医生接受的培训是“一次治疗一名患者”，而不是对病人鉴别分类。一位名叫温迪·迪安的精神病医生说：“我认为，当这一切结束时，真正的清算才会到来。” 干脏活的人承受的道德和情感创伤，就像他们自己一样，是隐形的。人们不会注意到“隐性的伤害”。但抗击新冠疫情前线的医疗专业人员显然不是如此，他们的遭遇俨然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话题。知名媒体不仅详细报道医护人员被迫面对的道德困境，还邀请他们亲口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内科医生投书《今日美国》：“ 一线医护人员的灵魂在缓慢而无声地腐烂，看不到任何希望。需要有人分担如此不能承受之重，因为我们已疲惫不堪。” 医疗专业人员能够获得此类话语平台，肯定与其社会地位不无干系。也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被社会视为不可或缺，甚至是英勇的。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医生和急救人员将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置之度外，为病人提供紧急护理，获得了广泛赞誉。就像家庭护工和其他所谓的基础工人一样，医疗专业人员履行的是其他人依赖的、维持社会运转必需的职能。脏活可能是社会需要的，这一想法更令人不安。毕竟，此类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会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重大伤害。对于我此前拜访过的“粉色代码”活动人士，如托比· 布洛梅等人来说，施加这样的伤害显然是完全没必要的。布洛梅告诉我，无人机操作员实施高科技杀人行为，并不是因为定点清除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是因为军工复合体、掮客承包商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巨大影响力扭曲了美国的优先考量，以便从无休止的战争中大获其利。但事实是，无人机项目不仅符合军事承包商的利益，也迎合了不想过多考虑以其名义发动的无休止战争的公众。多亏了无人机战争，他们也不必考虑。定点清除这样的脏活大可以留给克里斯托弗· 亚伦和希瑟·莱恩博这种人去做，很少有人闲得过问此事。同样，像美国这样没有为精神健康服务提供资金的社会，把精神病患者关在监狱和看守所的脏活也是如此。这种安排不仅有利于提供此类服务的营利性公司，也使许多公民受益，他们乐于让精神病患者消失在狱中，而不纠结于其后果。脏活也是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工作，解决了许多人都想解决的各种“问题”。当然，前提是其他人能够处理这些问题。 …… 乔纳森·谢伊在《越南的阿喀琉斯》中认为，帮助人们从道德伤害中恢复的最有效方法便是将其公共化，为退伍军人提供与公众分享经历的机会。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同样可能遭受道德伤害的医疗专业人员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为公众对他们心存感激，并怀着尊重和好奇心聆听他们的故事。然而，对于像哈丽特这样干脏活的工人，情况却非如此。因此，她面临的是一种私人清算，不得不独自与萦绕的记忆搏斗。缺席的是一个平行的公共清算，也即我在费城退伍军人医院看到的那种公共活动，人们聚集在一起，聆听退伍军人谈论他们在美国最近的战争中犯下的道德过错。然后观众发声，说出了所有干脏活的工人都应该听到的信息。“我们把你们送上了危险的道路，” 他们齐声高呼，“我们使你们陷入可能发生暴行的地方。我们与你们分担责任：对你们看到的一切，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你们未能做到的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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