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张振伟
责编:战葆红
总主编:何明
整理:张振伟//张洪美//郭璐瑶//马青云
ISBN：9787507758856
单价：98.0
出版年月：2019-12-01 00:00:00.0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币制：CNY
图书分类：文化教育
分类号： K927.45
语种：CHI
页数：4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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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他者的倾诉”：还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解读
前言 “偏远”茶村
2015年村民日志
2016年村民日志
2017年村民日志
附录傣语音译词汇与汉语释义对照表
内容简介本书是云南大学调查研究基地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通过曼腊村日志，为读者介绍了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曼腊村的主要概括，包括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主要农作物、经济发展状况等。曼腊村与西双版纳众多均质化的傣族村寨相差不多。这种相对的均质化当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通过这些概况，让读者了解因语言障碍而无法呈现出来的曼腊村的生活细节，以弥补以往田野调查的遗憾，为傣族与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简介张振伟，1982生，河南漯河人，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后，副研究员，出版著作《傣族三村的宗教生活——嵌入与个人信仰》《在国家边缘——缅甸那多新寨调查》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面上资助项目等，发表论文10余篇。
前言“他者的倾诉”：还话语 权予文化持有者 ——“村民日志”的民族志 实验意义解读 何明 5年前，我们在云南大学 “211工程”“十五”民族学重 点学科建设方案中提出了设 置“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 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 地”项目。这是一项综合性 的项目，既涉及民族学／文 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也涉 及运用应用人类学“互动作 业”方法及其他学科的方法 以促进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 主义小康社会建设和新农村 建设等应用性研究，以及引 进智力、项目、资金等发展 实践运作问题；此外，还涉 及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民 族学／文化人类学基础设施 建设等内容。其中，在民族 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中 的一项具有探索性意义的工 作便是：1O个调查基地在 当地各聘请若干名“村民日 志”记录员，对本村每天发 生的事情进行观察与记录， 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 文化实际出发，把国际文化 人类学界近20年来争论不休 、模式各异的民族志书写问 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进行 实验，让研究对象即文化持 有者成为民族志的作者，运 用“主位”(emic)方法，从“本 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 和村寨的社会文化进行叙述 与评论，以求在当代国际文 化人类学的学术平台上进行 中国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的 “本土化”创新，促进具有时 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文化人 类学建设。 一、民族志：文化人类 学知识生产的结晶和学术创 新的核心 民族志(ethnography)和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现 代文化人类学具有区别性意 义的重要特征。在文化人类 学领域，这两项工作一般被 视为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 学的分野。前者被称为“摇 椅上的人类学”或“书斋里的 人类学”——学者们不从事 系统的田野工作，其学术成 果也不是通过民族志的方式 表达，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 的资料来源大都是旅行家、 传教士、殖民者、船员等曾 目睹过异文化的人士所撰写 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档案文献 ，人类学家们不进行系统的 田野调查，不撰写系统的民 族志。从19世纪末起，文化 人类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 型，其标志便是英国动物学 家兼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1898—1899 年两次率领剑桥大学的考察 队赴托雷斯海峡进行田野调 查并完成了6卷本的调查报 告。其后在功能主义人类学 的代表性人物马林诺夫斯基 (B．K．Malinowski)和拉德 克利夫一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 的倡导与实践下，田野工作 和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所 必不可少的两项核心性工作 ，并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基本 学术范式。其主要创新之处 在于，“它将先前主要由业 余学者或其他人员在非西方 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 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 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 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 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 实践”①。在现代学科体系 中，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通常 被视为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 他学科的学术方法特质，尽 管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也 进行田野调查，但终究没有 像文化人类学那样把田野调 查和民族志当作不可或缺的 学术实践，也未能像文化人 类学那样建构如此系统的田 野调查范式和完成如此之多 的民族志经典文本。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之间 具有非常紧密的信赖关系和 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从工 作程序的表层上看，田野工 作在前，民族志在后，民族 志是对田野工作的调查过程 和内容的记述，由此便形成 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之间是 因果关系，没有田野工作也 就没有民族志的普遍认识。 但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若 从认识论层面探究民族志作 者的学术行动逻辑，那么就 会发现，人类学家的意识绝 不是一块由调查对象的文化 任意书写的“白板”，民族志 与其所书写的文化之间更不 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之类 的线性关系。事实上，人类 学家在进入田野之前早已形 成了特定的学术范式或称“ 理论预设”。已故著名人类 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自己 对花蓝瑶和江村的两次调查 时深刻地指出：“在实地调 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 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 的。我虽然在这一堆材料中 ，片断地缀成一书，但全书 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 所有的事实全部组成在一个 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 的缺点。”事实上，人类学 家选择何处做调查点、调查 什么、怎么调查、如何解释 等，均受其学术目标和理论 范式的限定与影响。他或她 是带着业已形成的术语、概 念、范式进入田野，并按这 些因素所框定的思维和视角 进行体验、观察研究对象， 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对研 究对象进行有选择性地关注 与调查。也就是说，人类学 家开始田野工作之前已经有 了一个民族志写作的基本性 的框架，这一框架或多或少 、或强或弱地影响与左右着 田野工作及其重点和方法。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的关系是 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 …… 四、对话：多维交复话 语张力的实验 “对话”是现代主义民族 志的重要文本策略，“学者 们认识到，在民族志里所要 表述的经验，必须是发生于 民族志作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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